明朝中后期，随着商业的蓬勃发展，商人的社会地位逐渐提升，重商思想悄然兴起，这一趋势也深刻地影响了许多原本对商业抱有偏见的读书人。明代的汪道昆（1525~1593）在谈到自己的家乡安徽新安时曾写道：大江以南，新安以文物著，其不俗儒则商，相代若践更。要之，量贾何负闳儒。这番话透露出他对商人和商业的认可与推崇，虽然最后一句话略显自负，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这无疑是一种对商业的高度评价。汪道昆可被视为商业的代言人，他的观点反映了部分读书人对商人和商业偏见的缓慢改变。然而，这种认同并未让他们放弃科举之路。毕竟，他们生长在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社会，心中仍怀着通过科举改变命运、走向仕途的理想。那么，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士人最终选择投身商业呢？
儒商现象，可以理解为士的分流——一些士人主动放弃科举，投身商业。学者余英时先生指出，这一现象背后有两个主要原因：第一，中国人口自明初至18世纪激增数倍，而举人、进士的名额并未随之增加，导致科举竞争异常激烈。另一方面，自16世纪起，商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对士子们也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。对于当时的大多数读书人而言，科举是实现自我价值、提升社会地位、改善经济状况的主要途径。然而，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员总数的膨胀，明代科举制度显得容纳有限，成功率极低。正如古语所言：士而成功也，十之一，贾而成功也，十之九。科举的高门槛和激烈竞争，使得许多士人将商业视为更为现实且成功可能性更高的选择。随着社会进步，人口持续增长，但进士、举人的选拔名额却未见增加。在这种激烈竞争下，科举舞弊频频发生，变故不断。例如，正德三年（1508年），大宦官刘瑾将自己家乡的五十人名单交给会试主考，主考官因惧怕宦官淫威，只得顺从其意。即便是力图整顿吏治、改革科举的权臣张居正，也曾因权力而操纵考试。万历二年（1574年）会试中，张居正之子落第，张大为不满，便取消该届进士中庶吉士入翰林院的选拔资格。此后在万历五年与八年的两届会试中，张的两个儿子先后中榜眼、状元，而其内阁同僚吕调阳、张四维、申时行的子弟也皆受益，纷纷登科。科举制度的竞争之激烈与变数之多，使得许多读书人对其失去了信心。他们清楚，科举之路不但险阻重重配资365之家，而且充满不可控的风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转而从商成为一种理智且现实的职业选择，这不仅是谋求生计的手段，也是士人对命运掌控的一种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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