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明朝中后期,随着商业的蓬勃发展,商人的社会地位逐渐提升,重商思想悄然兴起,这一趋势也深刻地影响了许多原本对商业抱有偏见的读书人。明代的汪道昆(1525~1593)在谈到自己的家乡安徽新安时曾写道:大江以南,新安以文物著,其不俗儒则商,相代若践更。要之,量贾何负闳儒。这番话透露出他对商人和商业的认可与推崇,虽然最后一句话略显自负,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,这无疑是一种对商业的高度评价。汪道昆可被视为商业的代言人,他的观点反映了部分读书人对商人和商业偏见的缓慢改变。然而,这种认同并未让他们放弃科举之路。毕竟,他们生长在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社会,心中仍怀着通过科举改变命运、走向仕途的理想。那么,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士人最终选择投身商业呢?
儒商现象,可以理解为士的分流——一些士人主动放弃科举,投身商业。学者余英时先生指出,这一现象背后有两个主要原因:第一,中国人口自明初至18世纪激增数倍,而举人、进士的名额并未随之增加,导致科举竞争异常激烈。另一方面,自16世纪起,商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对士子们也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。对于当时的大多数读书人而言,科举是实现自我价值、提升社会地位、改善经济状况的主要途径。然而,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员总数的膨胀,明代科举制度显得容纳有限,成功率极低。正如古语所言:士而成功也,十之一,贾而成功也,十之九。科举的高门槛和激烈竞争,使得许多士人将商业视为更为现实且成功可能性更高的选择。随着社会进步,人口持续增长,但进士、举人的选拔名额却未见增加。在这种激烈竞争下,科举舞弊频频发生,变故不断。例如,正德三年(1508年),大宦官刘瑾将自己家乡的五十人名单交给会试主考,主考官因惧怕宦官淫威,只得顺从其意。即便是力图整顿吏治、改革科举的权臣张居正,也曾因权力而操纵考试。万历二年(1574年)会试中,张居正之子落第,张大为不满,便取消该届进士中庶吉士入翰林院的选拔资格。此后在万历五年与八年的两届会试中,张的两个儿子先后中榜眼、状元,而其内阁同僚吕调阳、张四维、申时行的子弟也皆受益,纷纷登科。科举制度的竞争之激烈与变数之多,使得许多读书人对其失去了信心。他们清楚,科举之路不但险阻重重配资365之家,而且充满不可控的风险。在这种情况下,转而从商成为一种理智且现实的职业选择,这不仅是谋求生计的手段,也是士人对命运掌控的一种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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